城郊工业一体化是推动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

    进入89年代以来,调整上海工业结构的问题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所动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人们也进一步意识到,上海经济结构性的矛盾并未得到明显缓解,有效供给不足和能源、原材料短缺,已严重阻碍了上海工业优势的发挥和对工业依存度较大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不对以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作出根本性的调整,上海将难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制约因素又使得工业结构的调整步履维艰。

    一、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的难点及现实背景
    首先,上解国家财政任务的压力。尽管近年来本市财政收入连年下滑,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17%下降到1988年的l 0%,但到目前为止,上海仍是为中央提供稳定财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财政承包的格局,使上海至少在承包期内难以出现大的结构性调整。

    这不仅因为上解财政任务是建立在占本市企业数98%的承包企业上,从而使原有的工业结构难以松动;同时由于承包的体制动因,使各方面都将要素增量集中到那些“短、平、快”项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能延缓了结构优化的进程。

    其次,市场需求的拉动。按照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工业。但是,目前整个市场需求,尤其是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据统计, 目前上海产品的投向,国内市场约占70%(其中本市市场为40%),外贸出口占30%弱。1988年本市外贸出口总值中,轻纺产品比重占62%,重化工产品占22%,外贸生产波及面约占本市工业企业的30%强。一旦对这些传统产业进行调整,势必会在一段时间内影响相关行业、企业的生产增长速度和市场供应。特别是自1983年以来,全国货币供应量连年超计划发行,商品主产地的价格控制成为国家抑制物价上扬的重点,上海已成为公认的、相对意义上的“价格盆地”,外销不如内销,上海人买不到上海货,内需拉动日益强烈,工业结构更趋凝固。

   第三,能源、原材料、资金要素紧缺的限制。从能源供应看,上海域市工业连万元产值是我国的紧缩政策初步遏制了消费基金迅猛扩张的势头,而实际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势必会通过收入弹性这一中介作用到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市场上去。二是1988年8、9月的抢购风潮,使我国城市及城郊居民的耐用消费品购买时间高度集中、耐用消费品持有率迅速提高。

    在居民收入有限和尚无新的消费品替代原有的消费品的情况下,耐用消费品市场的“过热必然被一定时期的“过冷”所替代。这种“过冷”的市场谈不上是什么“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只不过是伴随经济景气循环和不正常扩张而来的“正常”的周期性波动而已。随着经济的下一轮高涨、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以上,即便没有储蓄利率的调整、没有新的消费品问世,消费市场也会重新热起来。

    电耗不变的情况下,工业产值每增长1%,需要增加供电量1%。电力紧张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从原材料供应看,上海城市工业产品总成本中原材料所占比重约为70%。在产值单耗和产品结构不变情况下,工业产值每增长1%,就需要增加原材料0.7%,近年来上海工业原材料供应的缺口不断扩大,进口原材料又受到外汇不足的制约,这已构成对上海工业特别是地方全民工业增长速度的严重威胁。从资金供应看,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过猛,工业流动资金占用连年大幅度增长。到1989年每增加产值100元,流动资金约需增加40元,预计1989年工业流动资金缺口大于往年。

    第四,大量劳动力急待吸收的牵制。工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带来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结构性变动。从目前来看,市区工业每年的劳动力进出相抵基本平衡,有的行业略显紧张。但从上海全市范围来考察,郊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仍迫在眉睫。估计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市郊每年将有2万多人口进入就业者队伍。从上海40年的发展来看,城市的工业化并没有相应带来农业人口的非农化。1973年全市总人口l098。28万中,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白比例为42:58,而同年造创的国民生产总值272.8l亿元中,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96,即当年占42%的人口在造创的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4个百分点,农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低可以想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由以可见一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状况有所改善。1987年本市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为4:96,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比例已调整为34:66,农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所提高。但是,农业人口非农化的转移趋势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五,市区工业结构调整中发展空间的残缺。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上海要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都需要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但是,多年来上海工业的发展靠“见缝插针”、“无限挖潜”,致使市区各种基础设施高度紧张,环境条件日趋恶化。原市区14l平方公里范围内工业占地面积约占1/4,集中了全市工业产值近70%的4000多家企业。不少工厂与居民住宅犬牙交错,更是直接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工业布局的无序性也直接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分散布点,不仅影响了水、电、气、热的集中供应,降低了分工协作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效益,而且造成大量相向运输,极大地增加了市内交通负担。

    此外,对于本次工业的结构性调整,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下列诸方面的现实背景:即近期的结构调整是在紧缩条件下进行的,不是靠“铺摊子”,而主要是靠“理摊子”;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必须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措施相协调; 尤其是实施近期的结构调整还须考虑同今后的长远发展规划、特别是与“八五”计划相衔接等等。这无疑增加了调整工作的难度和深度。显然这一调整仅仅局限在城市大工业原有的体制格局、组织结构和范围空间内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必须寻找一个能够缓解上述多重矛盾复合体的新生长点或结合部。

    二、郊区工业发展的若干特征
    同中国几百万个乡镇企业一样,上海郊区数额众多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郊区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的深层原因之一。上海郊区紧靠大城市,属典型的“城郊型经济”。由于它同城市大工业的天然联系,一开始就得到城市大工业的引导与扶持,并在为城市工业服务、促进城市工业改造中逐步发展起来。现在,上海郊区工业不仅成为上海农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已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层,成为上海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一,向国家缴纳税利连年增长。从1978年以来,上海乡、村两级企业向地方财政上缴的税收达74.3亿元。税金总额由1978年的1.6亿元,上升到1933年的16.7亿元,翻了三番半。目前,郊区工业的税金已占郊区财政收入的62,3%,占本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0.1%。同时,上海郊区还把相当一部分工业利润转移到农业上来,以稳定和提高农副业生产。

    第二,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大。目前,郊区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19.9%。1988年全市工业产值净增1.03亿元,其中郊区工业净增57.9亿元,占56.2%。郊区工业产品的30%左右是为城市工业、外贸出口配套服务的。过去10年的经验数据表明,本市工业与郊区工业已形成1:4的产值。(即1978一1988年全市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6.6%, 郊区工业为26.4%)。

    第三,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10年来上海郊区工业共吸收了1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业人员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由1978年的34%提高到1988年的70%,并且这一趋势还在发展。1988年上海郊区人均收入达1170元,比1978年增长5.09倍。目前在队农民收入的50%以上来自于郊区工业。如果把这一块拿掉,农民的收入水平无疑又会跌到温饱线以下。

    第四,增添了外贸出口的后劲。在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间,上海增加的出口产品中郊区工业生产的占1/3。1988年郊区出口产品交货值已达42亿元, 出口产品种类已达250个,其中创汇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有近50种。郊区工业的服装、丝绸出口量已占上海口岸出口量的60一80%。1988年本市郊区工业被批准列项的中外合资项目有188个,其中已领营业执照的有103户、总投资1.6亿元、利用外资5354万美元。

    上海郊区工业之所以能在本市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在全国乡镇工业发展中一枝独秀,稳步前进,其中一个深层原因,即在它的诞生之初就注入了城郊一体化的“基因”,它的每一步发展都被纳入了城郊一体化的轨道。这从以下几个方面都可发现郊区工业同城市工业一脉相承的若干特征。

       1.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 上海郊区工业主要由乡、村、队、联户四个层次组成,其中乡、村、队三级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据市农机局统计,到1988年底,全市乡级集
体企业3714户,产值111.8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下同),户数和产值分别占乡镇企业总户数和总产值的23.4%和57%;村级集体企业8627户,产值77亿元,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产值的54.4%和39.2%;生产队集体和联户3505户,产值7,5亿元,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产值的22.2%和3.8%。据估计全市郊区企业中的私人企业近千户,产值所占比重仅为1%左右。

      2,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从近年郊区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为大工业协作、加工、联营的产值约占48%;外贸出口产品的产值约占18%;部级计划、地方计划的产品产值占10%;市场经济的产品产值约占24%左右。

       3.轻工业产值增长加快。郊区工业经过多年的调整,工业结构已由过去以机械加工为主逐步转向以轻工生产为主。1977年轻工业产值9.89亿元,占郊区工业总产值的47%到1988年底乡村二级企业中的轻工业产值已达126.3亿元,占郊区工业总产值的66.9%。

       4.工业门类较多,配套能力强。按照国家新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40个工业大类中,上海郊区工业占33个;在539个小行业中,郊区工业占408个。而且配套能力逐年增强,如郊县纺织行业的不少厂具有纺纱、织布、染整,直到服装出厂的全套能力。

       5.企业规模较大,有机构成较高。据统计, 目前郊区乡村二级企业共12341户,平均年产值153万元,平均年利润20.4万元,平均每企业职工数为108人,平均厂房建筑面积1855平方米。其中,3714户乡办企业的平均年产值301万元,利润39万元,职工106人,厂房建筑面积3462平方米。乡级企业平均固定资产原值为6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50.6万元,流动资金余额81.8万元,与全国乡镇企业平均水平相比,其企业规模之大和有机构成之高都是名列前茅的。

       6、有一定的技术力量,产品质量较好。据统计,到1988年底,郊区工业工业中的各类技术人员达4270名,占职工总数的0.4%。各类培养培训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3%。由于郊区工业重视技术人员的吸收和培养,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仅1988年就有262只产品达行业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生产的产品达50只;列入市重点考核有可比性的54只产品,其内在质量指标和技术指标稳定提高率分别达到86.5%和90.7%;并获部优立市优产品28只。

       7、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78~1988年郊区工业产值由17.1亿元上升到188.8亿元,年平均递增27%;利润由4.4亿上升到25.2亿元,年平均递增19%,实现了产值与利润同向增长;上缴国家税金由1978年的1.6亿元上升到1988年的16.7亿元,年平均递增递增26%。1988年上海郊区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41万元/人,比上年增长34.5%。据对100户重点郊区企业考核结果,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82万元/人,比平均劳动生产率搞倍。



    三、郊区工业发展对工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今年来,郊区工业在发展中又出现了新的动作和趋势,对全市工业结构调整产生了新的影响。


      首先是凭借城市大工业的延伸和扩散优势,在原协作加工、续而部分产品脱壳下放的基础上,现在又出现了一批以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效益为特征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城乡联营、工农联营企业。到1988年底,全郊区已有这类企业1347户,占郊区企业总户数的10.9%;职工人数达30.8万人,占郊区企业职工总数的22.3%;产值63.3亿元,占郊区工业总产值的33.5%。这些企业基本湖和工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适应新的市场需要,经济效益普遍较好,绝大多数已成为乡镇工业的骨干企业。工农联营企业的发展,使城郊经济联系更为紧密,这不仅改造了郊区工业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而且也为上海城市大工业的合理布局创造了现实条件。同时,由于联营企业的产权关系相对比较明确,风险利益机制一体,因此它的管理经营效率较之有的纯全民、纯集体、纯私营的工业企业为高。这无疑为城乡工业一体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随着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郊区工业在原来只经营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地区优势,又建立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据统计目前郊区已批准开业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工202家,占全市中外合资企业总数的31.4%,吸收外资1.69的亿美元,占全市吸收外资总额的7.1%。初步分析表明,在这批合资、合作企业中。生产性项目有192个,占项目总数的95%,行业涉及纺织、染整、皮革、塑料、机械、食金加工等,其中不少是利用市郊农副产品优势的深加工业。郊区合资、合作企业的37.1%属城乡结合型,即郊区工业与城市工业、外贸专业公司或科研单位联合利用外商投资办厂。它的发年,既推动了郊区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促进了‘郊区工业的结构调整,还发挥了郊区剩余劳动力的优势,同时还为城市工业、外贸专业公司和科研单位同农村联合开发分向型的、技术密集型的、低能耗高效益的产品,找到了新的资金来源和发展空间。

        三是兼有城市、农村双重特征和职能的新型行政区域——宝山区的出现,为探索城郊工业一体化提供了试验条件。随着宝钢建设规模扩大,宝山郊区工业中的冶金加工业在为大工业服务中逐渐配套成“龙”。目前全区有冶金加工企业189户,产值4亿元, 占全区工业产值25.5%,为全区各行业之首。该区的工农联营、为大工业协作、配套、加工产品的产值占全区工业产值的70%,比全郊区平均48%高22个百分点。由于该区以冶金、机电加工业为主的骨于企业初步形成,全区年产倍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60户,其中1000、2000万元的有17户,2000~3000万元的3户,3000万元以上的有3户。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据统计,1988年全区乡村两级企业人均工业产值达1.48万元,比全郊区平均1。6万元高9%;人均创利2333元,比全郊区平均1793元高30.1%;百元产值利润率达15.77%,百元销售收入利润率17.47%,均居全市郊区企业之首。宝山区的试验初步表明,积极推进以行业结构地区化为特征的城郊工业一体化,符合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有助于上海工业在地区布局上趋向合理化,也有助于“城郊型”地区中区域经济的完善和发展。



    四、应继续研究的若干问题


        1.城郊工业一体化中的工业布局问题。上海城市工业布局拟按以下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层次,市中心区中山环路内8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应按“四少两高”原则(耗能少、用料少、污染少、运量少、技术密集程度高、附加价值高),保留部分“轻型”产业。’对重化企业占用的办公大楼和厂房进行房产置换,让出用地发展第三产业。

     第二层次,在城市边缘地区和市郊结合部及近郊工业区,集中发展机械、电子、汽车、纺织及新兴的耗能、污染较少的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加工制造业,促进区域内乡镇企业为大工业配套服务,逐渐形成相互配套的加工工业区,并在适当地点建设社会生活区域中心。

     第三层次,在全市6190平方公里范围内围绕“两山”基地,改造和建设从市区搬迁出来而又适宜在上海发展的基础材料工业,形成以卫星城镇为主体的远郊工业布局体系。在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上海“黄金海岸”的地理优势,有计划地指导乡镇工业向集约化规模经济的方向发展。

         2.当前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选择问题。

      在近期和中期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将始终面[陆一个能源、原材料和资金短缺的局面。大工业的结构调整即便是借助部分郊区企业的原有基础,也需要在某些方面适当的“铺些摊子”。必不可少的“摊子”还要“铺”,但目前城郊工业的一个共同致命弱点就是能源、原材料和资金耗用过高。以国民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比较为例,英国每生产1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消耗标准煤0,75公斤, 日本是O.44公斤,而我国则高达2.9公斤,其中上海为1.48公斤,比印度的1.08公斤还要高。因此当前城郊工业结构调整的盈点是降低生产中能源、原材料和资金消耗,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能源、原材料和资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转换。对能耗、物耗商、污染严重及市场滞销的产品,应坚决实行限制和淘汰措施。与此相应的企业,无论是城市企业或郊区企业,都应坚决予以“关停并转”,把有限的能源、原材料和资金节省下来。对需要重点发展的产品和企业,要根据城郊工业一体化的部署,切实落实鼓励优先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尽快扶上马。

       3.城郊工业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有机结合的问题。

    上海城市经济的主体是工业,上海郊区经济的重点也已逐步转到工业上来。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开始尝试把工业化过程引入广大农村地区, 以农村城镇为中心,利用当地产业优势和资源条件发展面向当地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从而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轨。但是, 目前我国农村工业布局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不相配套,郊区农村交通不便、电讯不畅、供电不足,科学、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信息不灵,社会化生产与生活服务设施不足等情况较为普遍。以行政区域隶属性形成的企业结构和以血缘关系形成的企业人员组合,既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又不利于企业队伍的优化组合。由于人口户籍制度的限制,农业转移劳力绝大部分仍滞留在农村,离土不离乡,转移半径不大。这些问题不仅使固有的郊区农民与城市市民的利益矛盾难以消除,农村社区内部也出现了从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为了缓解这些矛盾,今后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应明确以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为目标,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为前提,确定若干乡镇企业集中发展民并加快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在农村商品经济中倔起的、具有经济中心作用、辐射力强的一些集镇,应创造条件使其向中少城市过渡。

        4.城郊工业一体化与稳步发展农副业的关系问题。“城郊型经济”的特色决定了郊县的首要任务是搞好农副业的生产和供应。一般来讲,乡镇工业的发展应该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之后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结果。乡镇工业发展后,将一部分工业利润返回用于“补农”、“补副”,这样又推动农副业向集约化发展,继而又将一部分务农人员转向全业务工。因此,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量,是制约该地乡镇工业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上海1260万人口对农副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如果郊区农业上不去,市民的菜篮子保不住,就很难稳定人心,更难以稳定上海经济。所以,农业的稳定发展,不仅是城郊工业一体化并进而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城郊工业一体化本身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和制定一系列政策,使“以工补农”、“以工补副”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一套郊区农村自觉发展粮食和副食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使得农业、副食品生产与城郊工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促进,协调发展,把城郊工业一体化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


原载《上海经济研究》 199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