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摩擦

    1、机制转换过程中的摩擦
    摩擦，作为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如今正深深地捆饶着十亿中国人。

    复杂的经济、社会的历史原因，是我我新经济运行机智的建立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采取了小改小革、分步实施的渐进方式。这种方式，固然避免了一揽子改革的巨大阵痛与风险，但有必然带来两种机制此消彼长的摩擦。

    由于渐进式的机制转换不可能将数百万个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一下子纳入新机制，而只能沿着乡镇企业、城市小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顺序逐步放权让利，这就使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展开了竞争，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摩擦。非国有企业所受的行政干预叫少，税收负担较轻，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较大，在市场竞争中表现的游刃有余；而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受到诸多的行政干涉，在要素投入、生产经营、产品价格、财政上缴、内部分配等方面受到旧体制的重重束缚，想活而活不起来。这种态势，导致了国有企业在原材料、人才、技术、信息的争夺和摩擦中常常处于劣势。

    由于渐进式的机制转换不可能将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全部注入市场流通，而只能采取计划内和计划外分渠道流通的双轨制方式，这就必然加剧资源配置和产品流向上的摩擦。计划内--平价，计划外--高价，同一要素获得了两重价值形式。这一格局，使得企业作为需求者，企望强化计划控制，以便轻而易举地获得生产要素的廉价供给；而作为供给者，则要求把产品直接投入时常以赢得更多的利润。这类摩擦现象，甚至在劳动者个人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生产者的立场出发，人民希望本企业的产品价格不断上浮，并因此对新体制充满厚望；但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有对物价上涨怨声载道，进而引发出对旧体制的某种怀恋。“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正是新旧体制摩擦在人们心理上的投影。

    由于渐进式的机制转换不可能将方方面面的改革措施完整设计后配套出台，而只能采取个别设计、分布出台的方式，这就造成了已出台的改革措施与原有政策体系之间的摩擦，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与现存劳动就业政策的冲突，就是这种摩擦的典型表现。企业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使得价值规律开始在分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收入的差距明显拉开。企业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似的价值规律开始在分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收入的差距明显拉开。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善，劳动者尤其是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依然没有择业权，这种不均等的机会带来了分配关系的先天性扭曲，使按劳分配原则无法真正贯彻。

    机智转换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摩擦，折腰导源于封闭条件下新旧机智的并存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新机智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旧机制的顽固抵御。在内循环的界限内，各种经济关系受良种不同机智的牵引而日渐畸变。人们曾力图理顺经济关系以消除摩擦，但结果总是事倍功半。

    2、经济的外向发展与新的摩擦
    深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孕育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生。这一重大转轨，将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机制转换契机。毋庸置疑，这样的转轨，也势必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引起新的摩擦。

    第一，经济的外向、发展，首先要求我国的产业政策，同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发生摩擦；使建立适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时常动态的产业结构的目标，同一味追求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产生结构高度化的目标产生冲突；使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发挥我国有时的发展战略，同自成体系、自给自足、自求平衡的发展模式互相矛盾。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有关宏观、中观、微观的经济决策，将再次推到我们的面前，迫使我们作出迅速的、有效的抉择。

    第二，参加国际交换与竞争，意味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沟通。国内市场上的群雄角逐，将演进为国际经济舞台上更为激烈的竞争。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出口产业的优先配置，将受到内需产业发展的制约；最终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优先供给，将受到国内市场短缺的牵制；各种资源朝着沿海地带的流动，又将同内陆地区的市场壁垒产生摩擦。在现行利益格局下，一旦运用国际价值规律来调节国内的经济活动，摩擦的程度显然会空前激化。

    第三，发展外向型经济势必对现有的分配格局形成巨大的冲击。经济利益同经营实绩、劳动成果的联系将更为紧密；沿海地带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富裕程度将进一步拉开；出口生产企业与内需生产企业之间的收益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个人之间的实际收入将更为悬殊。这一切，不仅会家大人们心理上的摩擦，也对完善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只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还对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四，对外开放，已经催化了消费早熟与现行供给能力方面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是这种摩擦更为尖锐。新的消费欲望、消费对象、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将更为迅速地进入千家万户，从而又要求我们在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现代国际潮流之间寻找理想的消费模式。

    外向型经济条件下的摩擦，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这种摩擦不仅仅表现为国内新旧运行机制与国际规范化的经济运行机智之间的多重摩擦。这种伴随着巨大阵痛的摩擦，一方面是经济格局、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三重模式转换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崭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诞生。

    3、在摩擦中加快机制转换
    摩擦意味着不稳定，新的摩擦又会加剧不稳定的态势，而这种不稳定恰恰蕴含着新旧因素的交锋。对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思索：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能不能在矛盾和困境中最终确立？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会不会在拉锯式的摩擦中重新恢复？

    应当指出，在内循环的经济格局下，后一种结果完全有可能发生。因为旷日持久的摩擦，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关系的扭曲，经济运行秩序的紊乱，并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某些负面效应。由摩擦导致的上述后果，正可以作为旧体制卷土重来的根据。然而，在经济外向发展的条件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生长和壮大，以国际市场作为全新的环境，以国际经验作为有有效的借鉴，以国际规范作为演进的目标，以国际竞争作为转换的动力，这就造成了新机制百日秒年 确定的不可逆转的局面。这里，关键是要在扩大开发度的同时加快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加快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首先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古今中外，经济体制改革在脱离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下单项突进，还无成功的先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深入，已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协同提出了愈来愈迫切的要求。实行党政分开，提高政治透明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强化全民议政、参政、督政的意识，在各级干部的任免中引入竞争机制，革除官僚主义的积习，实现政府只能的转变，这一切，已不仅成为消除种种摩擦的必要手段，而且成为新经济运行机制得以顺畅运转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加快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尤其需要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的综合配套，以形成新经济体制的合力优势。当前，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加快机制转换的重大步骤。适应这一变化，不仅需要在企业的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破产制度等方面作相应的变革；而且需要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度曲壁垒，全防卫地放开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让价值规律来调节各类生产要素及其、产品的价格；还需要在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体制上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切切实实的把政府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转变到间接管理的轨道上来。否则，经营承包责任制就难以成为向新经济运行机制迈进的过渡点，反而可能成为强化政府直接控制的新形式。

    加快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寻找与培育新经济运行机制的生长点。从现在起，一切国有和集体的新建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直接对外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区等等，都应当作为新机制的生长点，一开始就在符合国际规范的商品经济环境中生长、发育，并以其巨大的示范、替代、冲击和支撑作用，带动整个经济运行机智的转换。毫无疑问，一旦这些新生长点绕开旧体制的搅拌，异军突起，发展成为全新的生长面的时候，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将对旧机制取得占压倒性的优势。那时候，新旧两种机制的摩擦，将渐渐的让位于新经济运行机制内部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