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汉学研究及伯希和

    法国的汉学研究源远流长。在十七十八世纪，正当中国的康雍乾三代，那时在中国传教以及为宫廷供奉的天主教士多为法国人。如测绘皇舆全图的杜德美、雷孝思、费隐，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在其间奔走通译的张诚，为清高宗创修长春园西洋楼的蒋友仁、王致诚诸人，都是法籍人士。至今翻读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出版的教会书籍和中国论丛，其中文章观察和议论精确敏锐而又清晰明快，充分表现了法国的学风，奠定了十九世纪以后法国汉学研究的基础。

    十九世纪的法国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至沙畹出，遂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划一新时代。到了伯希和不仅展现了法国学者、而且成为西方研究汉学的一代宗师。他们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工具，加上对于中亚印度阿拉伯以及中国的渊博的历史地理知识，所以能够在汉学研究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果。

    法国近代有名的汉学家的著作，除去专著外，其余重要的论文，大多散见于巴黎亚洲学会出版的亚洲报、荷兰菜登出版的通报、以及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院刊这三种刊物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孜孜不倦以个人的力量将法国近代汉学大家的研究，有系统地传入中国，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首推陈寅恪先生所谓的近缘学，和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诸国的古代历史地理学。

    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予考证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贾耽边州入四夷路程中之安南通天竺道，和广州通海夷道此两道外，对于唐宋时代云南以及暹罗的古代历史，多有所阐发，其渊博与精确非他人所能企及。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则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之大成，成为东西方研究此一问题必不可少之经典著作。真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伯希和从中国带往西方的大多数文物，都是极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但是也真是由于伯希和在中国敦煌曾经有过一段掠夺文物的历史，致使他在中国的名声不佳，许多学者也似乎羞与他为伍。据史书记载，伯希和曾经将他在敦煌得到的中国文物展现给他的朋友如端方、王国维等人看，他参加答应将这些珍贵历史文物复制给中国有关方面，他还曾经于1923年在巴黎接待了蔡元培先生等人，讨论共同推进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虽然我们目前尚不清楚他掠夺的这些文物的确切下落，但是根据他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也许是一位真正将文物作为文化、作为事业来研究的学者。 我们应当将他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而不是其他。

    1945年11月伯希和逝世于巴黎。